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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疫情应对，中国与欧美一些国家几乎表现出截然相反的处理方式。
我不去评价孰是孰非，谁好谁坏，但是我相信，不管哪个国家的人民或者政府，都是基于自己的权衡而做出选择的。
中国一直被宣传为集体主义国家，宣扬的价值观是集体大于个人，个人要为集体牺牲。我相信外国人都是这么想的。
但我们不去看喊的口号是什么，而去看实际行动是什么。
在这次疫情中，我们选择封锁隔离，降低甚至停滞经济发展。而欧美选择不处理，不刹车，让社会保持原样运转。
严控疫情，保护的是个人；
经济刹车，影响最大的是企业法人。
人会生病，而组织不会。一个人生病，换个人，组织可以继续。
而如果封锁了流动，很多组织就难以为继，尤其是中小企业，很多都要破产。
其实德鲁克一直都说，欧美早就变成了组织的社会，企业、组织已经代替家庭、个人，成为了社会的基本元素。
所以德鲁克一直强调组织的社会责任，强调组织社会的种种原则。
但我相信，很多中国的企业家，对这一点是不太理解的。但碍于他是管理学的鼻祖，又不敢否认德鲁克的权威，只能归结于自己眼界还不够高，格局还不够大。
而这一次的疫情就可以观察到，欧美早已变成组织社会，组织的价值是高于个人的生命的。
但在我们中国，并没有发展成这样，个人的生命，是大于组织的。为了保护个人的生命，可以牺牲企业。
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德鲁克的一些观点，也许并不完全适合中国。他的世界，与我们不一样。
这次疫情，中国即便封锁隔离，几乎给社会运转上了手刹，但是基本的社会保障一直在正常运行。
水电气供应、通讯保障、食物等生活用品供应等等，都没有出现问题，所以大家隔离在家，依然该吃吃，该睡睡，完了还能每天编编段子看看抖音，全民娱乐度假。
而欧美，不封锁，不处理，尽力保持正常运转，但一个牛奶处理厂因为员工生病而减产，就引发了一大串连锁反应，经过系统震荡，最后居然导致农场濒临崩溃，而居民没的吃喝，整条产业链都严重受损。
因为欧美的产业分工，已经分到了极致。一个产品有多少个零件，就得要多少家工厂。
这种模式，在正常运转的时候，效率最高，成本最低，威力巨大。
而一旦这个精密的机器，进了一颗沙子，整个系统可能就停摆了。
美国全面封锁华为，我们本来恐慌的不行。但静下心来一看，我们的大国重器式的模式，居然在这种危机时刻，还能够放手一搏。
我们这才发现，全球化大分工，极致分工，也未必全都是好处。
但是当命令一个人冲上危险区域，他可以用人权为理由，拒绝危险吗？
在我们这边，生命是大于人权的，所以一声令下，大批大批的医护人员、公安干警、公务人员，乃至清洁阿姨保安大叔，还有村民和志愿者，冒着风险抗疫救险，维持秩序，防控疫情。
同时，所有的群众都非常配合服从，不会喊着我要自由，我要收入，我要人权，出来反抗游行。
但是维护了个人的权利，导致几万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生命逝去，或者最后整个社会的大倒退，就是人权的追求吗？
这里就出现了与之前“组织社会”“分工社会”概念的巨大矛盾。
一方面，社会变成了组织社会，每个人都要依靠他人而生活。
一方面，为了个人的权利，就能随时抛弃组织责任，社会义务。
要改变利益至上、财务利润至上、局部和短期收益至上的模式。
经过这次疫情，我们从社会事件的整体发展中，看到了很多以前忽视的东西，也发现了不一样的社会现状。
我们应该可以用新的事实，来审视我们的管理理念、企业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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